春秋戰國，戰事紛繁；五強爭霸，天下大亂。了解這段歷史，古代文章比較晦澀難懂。在青島老年大學陳祥泰老師的耐心講解下，我大致熟悉了《左傳》中描述的晉楚城濮之戰的來龍去脈。
    城濮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詳細記載的戰例，也是誘敵深入戰術的一個光輝典范。據說，這里晉國謀臣先軫占首功，因為是他的一手謀劃。前632年，四月初四，楚軍和晉軍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交戰。晉文公兌現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后退，避楚軍鋒芒。楚國大將子玉不顧楚成王告誡，率軍冒進，被狐毛為主要指揮官的晉軍殲滅兩翼，結果楚軍大敗。
    公元前632年，春秋時期，晉文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晉軍謀略制勝，在城濮大敗楚軍，開“兵者詭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戰。4月，晉、楚兩軍為爭奪中原地區霸權，在城濮交戰。當初，楚軍居于優勢，晉軍處于劣勢。晉國下軍副將胥臣奉命迎戰楚國聯軍的右軍，即陳、蔡兩國的軍隊。陳、蔡軍隊的戰馬多，來勢兇猛。胥臣為了戰勝敵人，造成自己強大的假象，以樹上開花之計，用虎皮蒙馬嚇唬敵人。進攻時，晉軍下軍一匹匹蒙著虎皮的戰馬沖向敵陣，陳、蔡軍隊的戰馬和士卒以為是真老虎沖過來了，嚇得紛紛后退。胥臣乘勝追擊，打敗了陳、蔡軍隊。
    戰況詳細解來便是：晉文公于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初，率軍由棘津（河南滑縣西南）渡河，進攻附楚的曹、衛，企圖誘楚來援以解宋圍。正月占衛五鹿（河南清豐西北），二月進至斂盂（河南濮陽東南）與齊昭公會盟，都城楚丘（河南滑縣東北）的衛人逐其君降晉。 
　　三月攻占曹都陶丘（山東定陶西北）。但楚軍不受調動，反而加緊圍攻商丘。宋向晉告急，晉文公用先軫建議，利用秦、齊“喜賄怒頑”的心理，運用外交謀略制造秦、齊與楚的矛盾。一面讓宋重賄秦、齊，請兩國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衛之地與宋，堅其抗楚決心。商丘未能攻下，而曹、衛之地又被晉送于宋國，楚因而拒絕退兵。秦、齊遂出兵助晉，形成三強聯合對楚的戰略格局。 
　　楚成王見形勢不利，恐秦乘機攻其后方，退至申邑（河南滎陽西北），并令圍攻商丘和緡邑以及占領谷邑的楚軍撤回。但圍攻商丘的主將子玉，驕傲自負，堅請與晉一戰。楚成王決心動搖，同意子玉建議，但又不肯全力決戰，僅派王室親兵600人增援子玉。子玉派人與晉交涉：如晉許曹、衛復國，楚即解宋之圍。晉國君臣認為形勢有利，希望決戰，但恐不允子玉條件，將遭宋、曹、衛三國仇恨。于是一面暗許曹、衛復國，勸其與楚絕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子玉果怒而求戰，率軍進逼陶丘。晉文公為疲敝楚軍，誘使子玉輕敵深入，以便在預定戰場與楚決戰。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為30里，三舍為90里），至城濮與秦、齊軍會合。 
    四月初一，楚軍進至城濮，初二，雙方對陣。晉軍在秦、齊軍聲援下配置為上、中、下三軍；楚軍以陳、蔡軍為右軍，申、息兩軍為左軍，主力精銳為中軍。晉統帥先軫下令首先擊潰較弱的楚右軍；并讓晉上軍佯退，于陣后拖柴揚塵，制造后軍已退的假象，以誘楚左軍進擊，使其暴露側翼，爾后回軍與中軍實施合擊，又將楚左軍擊潰。子玉及時收住兵力，方免于中軍敗潰。楚軍退至連谷（河南西華境）時，子玉自殺。此戰，晉文公及先軫等，決戰前充分運用外交謀略，是由實力制勝向謀略制勝的轉折點；決戰中，晉軍先弱后強，各個擊破，示利誘敵，在戰術上也有所發展。 
    城濮之戰是繼齊、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戰以后，晉國與楚國之間的一場大戰，在春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扼制了楚國的北進勢頭，穩定了中原形勢，奠定了晉國的霸主地位。泓之戰后，中原列國鄭、許、陳、蔡、魯、衛、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國的軍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齊國谷地（山東省東阿縣），擁立公子雍，造成對齊國的威脅。當時，楚國可以說是勢力強盛、聲威方張。晉國自文公即位以來，對內整頓內政，發展經濟，壯大軍旅，對外尊崇王室，聯絡齊、秦，以與楚國針鋒相對，爭奪中原霸權。晉、楚之戰勢在難免。這是城濮之戰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戰的直接原因是晉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為其父襄公當年善待過晉文公，與文公有舊交，遂"叛楚即晉"。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馬子西率軍伐宋，包圍緡（mín，音民）邑（在山東省金鄉縣東北）。次年冬，楚率陳、蔡、鄭、許五國軍隊包圍宋國，宋國向晉告急。晉中軍元帥先軫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晉文公采納先軫建議，準備起兵救宋。他在被廬檢閱軍隊，擴編三軍，任命了將佐，從而拉開了城濮之戰的序幕。 
　　晉國君臣十分重視這次軍事行動，確定了政治、外交與軍事總體戰的方針。在軍事上，決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討伐曹、衛。因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這一著制敵方案，既可引誘楚師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勞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晉國出動三軍、戰車七百乘伐曹，借道于衛，衛人不允許。晉軍遂繞道南下，在南河（河南省淇縣南）渡過黃河。正月初九，攻取衛國的五鹿。并揮師東進，攻占斂盂（在河南濮陽東南），遣使至齊國通好。二月，晉文公與齊孝公結盟，成功地把齊國拉到了自己一邊。衛侯見晉大軍壓境，晉、齊又結為盟好，請求參加結盟，晉文公不答應。衛侯又想親近楚國，國人不同意，就驅逐了衛侯。晉軍不戰而得衛國。 
　　戰前，魯國追隨楚國。在晉軍攻衛時，魯曾派公子買幫助戍守衛國。 
　　現見晉軍勢大，衛侯逃亡，而楚國救衛沒有成功，便召回公子買而殺了他。一面向晉國報告說他擅自興兵，另一面又向楚國報告說他沒有完成防守任務，玩弄兩面手法，坐待投靠勝利者。三月，晉軍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山東定陶）。 
　　晉軍攻擊曹、衛，本欲引誘楚軍北上。但楚軍并不上鉤，而猛攻宋國，宋再次向晉軍告急。晉軍若南下救宋，誘楚北上之戰略意圖則無法貫徹。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國，陷于戰略被動地位。面對這種形勢，晉大夫先軫又建議：讓宋國使者去賄賂齊、秦二國，使齊、秦勸楚退兵。晉則捉住曹共公，分曹、衛的田地給宋人，以激怒楚國人，逼其不聽齊、秦的勸解。齊、秦勸楚不成，必然堅定了站在晉國一邊的立場，決定出兵對楚作戰。這是晉走出的第二著高棋。 
　　楚成王見晉軍破曹降衛，與齊、秦結成了聯盟，中原形勢已變，就退回申邑（在河南南陽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齊國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圍宋的軍隊，并告誡子玉說：“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又說：“《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驕傲，不聽楚成王勸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請求出戰，要求增援。楚成王首鼠兩端，既不愿與晉交戰，卻又向子玉增派援軍東廣、西廣與若敖氏之六卒。 
　　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增援，更加狂傲。他派宛春赴晉軍說：“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雖然狂傲，但身為楚國令尹，也并非無謀之輩，他的這個計劃就是一石三鳥之策。如果晉答應他的要求，則曹、衛、宋三國都會感戴楚國。如果晉不答應他的要求，那么曹、衛、宋三國將會怨恨晉國。晉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說：“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張拒絕子玉的建議。但晉中軍帥先軫則識破了子玉的機關，說：“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于是，晉國私下答應恢復曹、衛，讓他們斷絕與楚國的關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這是晉國走出的第三著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這種刺激，冒然率軍北上攻擊晉軍，終于被晉軍牽上了鼻子。 
　　當初，晉文公以公子身份顛沛流離時，曾路過楚國，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問文公：“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谷？”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這次，文公果然實踐諾言，面對楚軍的進攻，命令自曹國后撤三舍，與宋、齊、秦三國軍隊一同駐扎在城濮。子玉率軍急進，依托丘陵險阻扎營，兩軍對峙于城濮。晉文公退避三舍，表面上是報答以前楚成王給予的禮遇，實際上是運用“卑而驕之”、“怒而撓之”的誘敵之計，子玉再次上鉤。 
　　楚子玉派大將斗勃向晉文公請戰說：“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表現出一派驕橫之氣。晉欒枝答詞卻相當謙恭：“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城濮交戰時雙方的陣容是：晉三軍，即先軫為元帥，統率中軍，郤溱輔佐，狐毛統率上軍，狐偃輔佐。欒枝統率下軍，胥臣輔佐。楚國也是三軍，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統率中軍。子西（斗宜申）統率右軍。子上（斗勃）統率左軍。楚的仆從國鄭、許軍附屬楚左軍，陳、蔡軍附屬楚右軍。 
　　四月六日，晉軍在城濮嚴陣以待楚軍。子玉狂傲聲稱：“日必無晉矣。”當兩軍接觸之時，晉下軍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馬身上，首先沖擊楚右翼的陳、蔡軍，陳、蔡軍驚駭逃散，楚右軍潰敗。楚子玉、子上見右軍潰敗，怒火中燒，加強對晉中軍和上軍的攻勢。晉右翼上軍狐毛設將、佐二面旗幟，令二旗后退，引誘楚軍。晉下軍欒枝所部也以車輛曳樹枝奔馳而偽裝后退。楚子玉以為晉右翼敗退，令楚左軍追擊，所以對陳、蔡及右翼軍潰敗并未理會。楚左軍追擊晉上軍時，側翼暴露，晉先軫、郤溱率中軍攔腰截擊，狐毛、狐偃率上軍夾攻楚左軍，楚左軍潰敗。楚子玉見左、右軍皆敗，遂下令中軍停止進攻，得以不敗。子玉率殘兵退出戰場，晉軍進占楚軍營地，休整三日后，勝利班師。 
　　城濮一戰使晉文公建立了霸權，楚國北進鋒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別山以南地區。中原諸侯無不朝宗晉國。 
　　在城濮之戰中，宋、齊、秦的軍隊雖然到了城濮，但未參加實際戰斗。晉國以戰車七百乘、五萬多兵力擊敗楚、陳、蔡、鄭、許五國聯軍十余萬眾，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戰役。晉國的勝利在于，認　識到楚是強敵，君臣團結一心，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周密策劃，牢牢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所以終于擊敗了楚國。楚國則不然。楚自戰勝宋襄公以來，中原諸侯無一能敵，官兵上下已養成一片虛驕之氣。子玉雖為一代梟將，不但不能革除積弊，反而更加驕狂。面對這樣的大戰，竟意氣用事，掉以輕心，結果被人牽了鼻子，導致戰爭失敗。楚成王得到楚軍敗報，派人指責子玉說：“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羞憤自殺。 
　　四月二十七日，晉軍進入鄭國衡雍（河南原陽縣西，當時在黃河南岸），并在踐土（距衡雍較近，當時亦在黃河南岸，在河南花園口黃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宮，向襄王獻俘。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晉文公要求諸侯“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晉文公在“尊王”的旗幟下，順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寶座。 
    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后動手遭殃”。在軍事上，“先發制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強調“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張爭取作戰中的先機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后發制人”也是軍事斗爭的重要手段，它與“先發制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一。其實質便是積極防御，即以防御為手段，以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御，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春秋時期的晉楚城濮之戰，就是歷史上這方面的典型戰例之一。
    總結進軍取勝的原因，無怪乎有四點：
    第一，君臣協力，上下同心；
    第二，外交手段，瓦解敵軍聯盟；
    第三，講究戰術，后發制人；
    第四，謹慎穩重，謀略周全。
    從文學角度看，本篇是《左傳》描寫戰爭最為精彩的篇章之一，文中記載的城濮之戰，不是孤立地描寫戰斗，而是把戰爭與雙方的政治、外交活動結合起來寫，從而展示了戰事發展的因果關系和戰爭勝負的原因。在具體描寫戰斗過程時，則能以簡練的筆墨，逼真地傳達出戰場的氣氛，清楚地交代交戰的過程，很值得我們今人效仿。

                                      2012年10月31日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