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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1日，地大校園春光明媚，百花怒放，海棠花開尤盛。地大綜合教學樓903教室，作家周習老師晚上給地大學子做了自己最近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中國農民》的創作體會，小說塑造了當代優秀縣委書記王為民的形象。

周習是中國自然資源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大地文學》執行主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特聘作家，魯迅文學院第十一屆高研班學員。著有長篇小說《少男少女》《土窯》《天干地支》等多部，發表中短篇小說《鹽堿地》《鹽諾》《父父子子》等多篇，報告文學《行走烏蒙》《種麥者》《尋寶者》等多篇，主編并出版了散文集《魯院紀事》《菜鄉紀事》《北川紀事》等。曾獲首屆泰山文藝獎、泉城文藝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冰心散文獎、寶石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周習老師的講座從中國“小說”一詞最早出自《莊子·外物》，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小說”定義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開始講起。

周老師說，小說是一種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的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是文學最常見的四大體裁。我國小說起源于先秦（古代神話傳說、寓言故事），成長于魏晉南北朝（“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成熟于唐朝（文言小說：唐傳奇），發展于宋朝（白話小說：宋話本），明清時期出現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拍”和白話長篇章回體小說，小說創作達到高峰，出現了四大古典小說名著，尤其是《紅樓夢》達到了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創作的頂峰。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梁啟超把小說推到救國救民的高度，他認為“小說，文學之最上乘也”，“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魯迅寫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老師更是以長篇小說見長。

周老師說，中國作家協會書記張宏森在2021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講，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文學表現的主體，中國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初心就是人民至上。“新時代文學不忘初心，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為根本立場和方法，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奮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中刻畫新人與英雄，為中國故事立心、為中國精神賦形。”她應邀參加了那次大會，深受啟發，也恰好她認識了一位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王伯祥，因此決定開始《中國農民》的創作，決心要塑造了“這一個”縣委書記——王為民，他是當今中國文壇上的新典型。

周老師說，像這樣的地方干部，她在采訪中碰到不止一次，如遼寧省大連市瓦房店大力開展蔬菜大棚的王書記，還有山東壽光推動蔬菜大棚的縣委書記王伯祥。壽光的大棚蔬菜種植是由一支鮮黃瓜發展到十七個冬暖式蔬菜大棚，再到三年后二十六萬個大棚，并且舉辦了“中國壽光科技蔬菜博覽會”，這是長江以北科技農業的第一家，既“買全國”，又“賣全國”，形成一個大市場，把冬季蔬菜種植技術推廣到全國，引領了一場農業產業化革命（綠色革命），豐富了中國人的菜籃子，也改變了無數農民的命運。聯合國農業署把中國的大棚蔬菜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稱為對世界農業的兩大貢獻之一。周習老師在《中國農民》中塑造的縣委書記王為民實際上就是這樣一位積極為農民做實事的優秀基層干部、縣委書記的代表，是老百姓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官員。

由于疫情，盡管大多數同學是在超星直播平臺線上聽講座，但也有幾位在校同學和老師來教室聽了講座，并和周老師作了熱烈交流。

有位同學說，他平時很喜歡讀陜西作家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面講到主人公孫少安、孫少平的成長經歷；您把這位縣委書記塑造得這么好，那他是怎么成長起來的呢？周老師謙虛地回答說，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她要再好好采訪一下小說中的那些人物原型，爭取補上人物成長的性格邏輯，寫寫人物的“成長故事”。

還有一位同學問：記得有位作家說過，文學的主要功能是批判社會，促使進步，就像魯迅所講的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您寫的大多是“好人好事”，它的現實意義在哪里呢？周老師誠懇地說，文學既要鞭撻生活中的假惡丑，也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她的成長經歷中，耳聞目睹了很多生活中美好和不太美好的事情，她覺得，作家有責任把這些美好的一面書寫出來。這是她選擇這類謳歌真善美題材進行寫作的主要原因。她說，她寫小說，主要是找人物的閃光點，正面寫基層干部的故事，他們有失誤也如實地寫出來，不回避社會的一些陰暗面。寫作要從內心出發，哪怕一個讀者也要寫，要“贏得讀者，不迎合讀者”。

“創意寫作”系列講座在我校舉辦后，經常有學校各學院教師慕名而來聽講和完成“作業”，今晚學校工程技術學院程騁老師也來現場聽講座。在互動環節，程老師問，寫作中，應該怎么樣去發現和挖掘那些生動的故事情節和“細節”？周老師說，小說塑造人物靠情節的推動和環境的變化完成。我們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小說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中國小說很注重講故事，寫作要首先“找故事”，故事“找到了”，講順了，小說就能“立起來”，不像西方人寫小說，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大段剖析。因此，她在采訪中，很注意收集這些“故事”和“細節”，比如要找到人物語言的細節，把它們作為素材寫進小說，就很“真實”，有說服力。細節怎么找？要從生活中找，要生動，立得住。

自然文化研究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闕建華老師主持了今晚的講座。他在總結時說：縣域政治、經濟和文化是中國的底色。中國自從秦漢大一統帝國體制成型后，縣域數量一直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一千六百個到兩千個之間，近現代新增加的縣多半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區和地級市的“區”。縣是中國最基本的行政單位，中國自古有個說法——“皇權不下縣”，縣以下基本是“自治”社會——當然，當代基層政權已經“下移”到鄉鎮一級。縣域經濟的發展與縣委書記關系密切，一位有謀略、能干事的縣委書記能讓一個縣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進入快速發展。在當代文學中，對縣委書記、縣長的描寫是遠遠不夠的。記憶中，好像只有文革前夕，新華社記者穆青等人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引起過轟動效應，那是長篇人物通訊，還不是小說；新時期以后，1984年山西作家柯云路發表長篇小說《新星》，塑造了縣委書記李向南的形象，這是新時期“改革文學”中的經典形象。如今，周習老師創作的《中國農民》中，著力塑造的新型縣委書記，很可能會成為進入“新時代”的縣委書記形象的一個重要收獲，衷心希望周老師的小說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