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走進了孫吉中學的大門，欣喜若狂。我對新的校園感到特別新奇，也許我將從這里開始自己新生活產生新的希望。

我喜歡操場北面的那個無水的池塘，散亂地長著許多蘆葦，置身其間有青紗帳的朦朧感，蘆葦在我們當地是很難看到的。我喜歡在操場上奔跑，這種疾馳的感覺對我是一種享受，感覺到自己更接近外面的生活。我喜歡在教室靜靜讀書，把一切煩惱拋得遠遠的。當然在孫吉中學記憶最深的還是我們在大灶上吃飯的生活，尤其那點“清湯寡味”的飯菜。

當吃飯的鈴聲響起，也是我們饑腸轆轆的時候，我們迅速從教室里跑出。有時老師講課正起勁，我們的心卻早已飛出了教室奔向食堂，我們正是長身體的年齡，饑餓隨時纏繞著我們。更何況，當時剛剛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土地分到每個家庭沒有幾年，我們只是剛剛能吃飽肚子。農民的家庭，一家和一家相似，都是勒緊褲帶過日子。所以我們還是一個個“面黃肌瘦”，只是我們開始吃白面饃饃了，這是時代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深刻記憶。

從教室中走出，我們回到宿舍，從炕頭的窗戶臺上拿下自己的碗筷，就向學校后面的大灶房跑去。大“灶房”，我們當地人這樣稱呼，其實就是現在我們稱的食堂。我只是感覺到它的飯菜太為簡單，所以總不愿意以食堂來稱呼它，還是簡單稱它為“灶房”。我們把在灶房吃飯稱為“上灶”，當然這比我初中時熱饃吃飯強多了。

通常，我們是三五一伙的去灶房打飯吃飯。一伙人一般是關系比較好的，或是一個村上的伙伴。我們一般在大灶房附近的操場邊碰頭，然后一起去打飯。當然我們剛進校還不熟悉的時候，一般是一個人打飯一個村的朋友圍在一起吃飯。過上一個月，同班的同學混熟了，幾個“臭味相投”的同學就走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我記得自己是和周海淵、武國軍、潘志軍、武紅斌搭成一伙的，當然隨著高二的文理分班，我們的伙伴也有了一些改變。現在想來，這樣也有很多好處。一是節約成本，我們飯量不同，可以把加打的飯菜分著吃。二是為了節約時間，大家分工協作，兩個人去買饅頭打菜，倆個人去打面湯。因為都需要排隊，所以就節約時間多了。三是大家在一起，熱熱鬧鬧，吃飯就像是在“搶飯”。

于是，我們幾個打飯就開始分工協作。兩個人拿兩三個碗，一起排隊去買饅頭和菜，兩個人也拿兩三個碗去打面湯，一個人在外面接應。偶然碰到別的同學插隊打飯，我們就會全部湊到一起，裝出要打架的氣勢，嚇得那個同學只有老老實實地去排隊。如果是女同學，我們只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青春給異性是大量的寬容。而且兩個人一起去交上五張飯票給收票的大師傅，他把五個饅頭遞給我們一個人拿著，另外一個人拿著兩個碗接另一個師傅打的菜。有時我們和打菜的師傅拌上一會嘴，因為總嫌棄他給我們打的菜太少了，或是沒有給我們打漂浮在大鍋菜表面的辣子油。多數是我們和拿饅頭的師傅熟悉，能多領上小半個饅頭，多打一點菜。因為我們僅僅一張飯票，既要領饅頭打菜，也要打面湯。灶房為了不產生擁擠，通常打面湯要在灶房的后門。所以我們拿到饅頭的人又要走到后面去，要讓舀面湯的師傅看到饅頭，以證明我們是給了飯票的，他才舀面湯給我們。一個饅頭舀一勺，五勺湯就是兩大碗。

完成打飯菜后，我們這些飯伴就圍在操場的旁邊吃。此刻能看到一堆一堆的人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在分組討論一樣。我們常常是搶菜吃，因為饅頭一般固定每人一個，能搶食的也只有菜了。這其中最吃虧的就是武國軍了，因為他吃飯慢。面湯大家在吃飯的間隙端起來喝，真是其樂融融，兄弟之情溢于言表。有時大家吃完喝完感覺還不飽，就問別的人餓不餓，搭伙分吃一份飯菜和面湯，但一般我們很少加打飯菜的。其間另外的不繼續吃的就在旁邊閑聊著，或者就回寢室了。最后吃完的就一起到灶房旁邊的水管前洗碗洗筷子。在下雨下雪的時候，我們只有一起回宿舍去吃飯，麻煩的事情就是還要來灶房這邊洗碗筷。一般只要不下雨下雪，我們就在灶房附近的操場吃飯。

我們當時的菜簡直無法形容，一般是水煮白菜、水煮白蘿卜，再把油熱了澆在菜湯的上面，看起來一大鍋飄滿了油花。在秋季蔬菜大量上市的時候還可以吃上一兩頓炒青西紅柿或南瓜。我們開始學化學后，就把這些菜美其名曰稱為“氫二氧煮白菜”或“氫二氧煮蘿卜”，對我們當時灶上菜的一種戲謔。但即使這樣，我們依然吃的津津有味，每次吃了個碗底朝天。倒是那些城里來的同學，天天在埋怨飯菜難吃，饅頭經常吃不完就扔了，我認為怪可惜的。

那時，我們每個人每頓飯只有三毛錢生活費，而且一天只吃兩頓飯，經常感到肚子是餓的，晚上睡覺時肚子還餓的“咕咕”直叫。我們可正是長身體的年齡，只有抱怨灶上的油水太少了。當然，灶上每學期改善一次伙食，那可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那一頓可以吃到幾片豬肉，缺少營養的身體感到暫時地滿足。改善伙食的當天，我們要換飯票，就是要把我們普遍的飯票換成只能那頓飯使用的“花花”飯票。此時我們的生活委員就成了我們巴結的對象，希望多換出一張來，徹徹底底滿足我們的胃口。

星期天從家里帶來的饅頭也僅僅只能給我們帶來兩天的飽餐，可我們依舊感到饑餓啊。好在孫吉中學就處在繁華的鎮口，逢古歷的“二五八”趕場天，家里人就會帶來一些的饅頭。就掛在土炕的墻上，下課時間回到宿舍，你一口，我一口，誰有就吃誰的，繼續我們學校的艱苦生活。有時開玩笑說那時候的同學情都是吃出來的。還好學校門口有個小賣鋪，主要是賣麻花一些吃的東西，飯票在這里就變成了錢，很是流行。記得一張飯票可以換一根麻花或兩個嘣嘣，別的就記不到了。我們經常幾個人一起去，用一張換些東西分著吃，經常吃的人心欠欠的。還有下午可以走出校門到鎮口買點吃的，但我們經常可憐的口袋中一毛錢都找搜不出來，到鎮口吃飯只是城里來的學生才經常去的。有時在晚上餓的不行了，邀上幾個同學，把口袋所有的錢湊起來。此時小賣鋪和校門都關了，我們只有從操場邊翻墻出去，到學校外面就是為了一碗面或一個燒餅，偶爾燒餅還是夾肉的。有時被巡夜的老師抓住，挨一頓狠狠的批評，現在想想總覺得得不償失。但我覺得，那是我們僅有一點快樂，枯燥的學習生活似乎已經麻痹了我們。為了空空的肚子，小小的惡作劇又能算些什么呢！

近三十年了，眼前經常出現我們在灶房吃飯的畫面，那一樣的同學情，不一樣的兄弟情，深深體現出同甘共苦的情誼。如今，我們各奔東西，生活在多個城市，還有的生活在故鄉的土地上。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像我一樣這樣懷念我們一起生活學習的日子，一起吃大“灶房”的日子，但我一直想起你們。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