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命運，是全世界詩人中算是最慘的一個。她的丈夫是白軍的一名高級軍官，十月革命勝利后，流亡到國外。幾年后悄悄地回到國內與家人團聚，結果，逮捕后被槍決了。她的女兒也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唯一的兒子，在二戰中也為國捐軀了。詩人帕斯杰爾納克在詩中這樣寫到：“她把頭伸進繩套，如同把頭埋進枕頭下面。”她永遠的睡去了。
　　他算不算詩人，我不敢肯定。但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他干了近三十年的寫詩勾當。他寫了近千首詩，發表了近百萬字的作品。《詩刊》、《星星》、《詩林》等詩歌大刊物露過多次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等刊物開專欄。分行的文字浩浩蕩蕩擠進多種文本。各種榮譽、證書排得整整齊齊，佇立在書柜里，紅得很清冷。至今，他還弄不清，他算不算個詩人。
　　他曾經直率地說過一句傷人自尊的話，有的人寫了一輩子詩他也算不上詩人，盡管他出了幾本詩集也算不上詩人。他只能是一個用文字分行排列比較熟練的人。而真正的詩人，也許一生只寫幾首，甚至就發表了一首，他也是個響當當的詩人。唐代的張若虛寫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載入了中國文學史，至今朗朗上口幾代人。
　　盡管如此，他仍然不敢說自己就是個詩人。但他的命運始終和寫詩有關。
　　博爾赫斯說：“對于一個詩人來說，他所經歷的一切都是詩，他就是為詩而存在的。”
　　經過幾次跌倒，爬起來，再站立起來，他終于像一個不太順手的工具，被人重新使用。
　　總結三十年坎坷的經歷，使他悟出了詩人命運坎坷的根源所在。他曾經說過，是寫詩害了他，又是寫詩救了他。假如他不寫詩，也許不會招來這么多不幸；假如他不會寫詩，也許不會再有人接納他。這就是里爾克說的藝術和現實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不管受幾次磨難，他始終堅信自己的信條，如果僅僅受到一次打擊，就不再寫詩，他將失去他生存的價值和擁有的位置。他寧愿讓人們永遠把我忘記，卻不愿讓人們忽視了他的詩歌。
　　艾略特說過：“如果你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將會毀滅；如果你僅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也將會毀滅。”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浪漫與抒情之間，他精心建構自己的詩歌宮殿。《寧靜的山村》、《音樂天堂》、《知青歲月》、《我記憶的汶川》、《農歷情懷》等組詩，在國內一些大刊物上紛紛亮相，再次產生反響。
　　創作有了收獲，而工作的責任田又出現了旱情和蝗蟲。在上司面前，他學會了低頭。他認為，暫時的低頭，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今后的抬頭，是為了更高的生存。其實，在上司面前，無論是低頭還是抬頭，都是為了生存。在生存和死亡兩難之間，來自最基本欲求和精神欲求都得不到滿足時，憤怒向雪崩一樣隨時都會發生。
　　在人的群體里，他是個弱者，但他還算是幸運的。比起茨維塔耶娃，布羅茨基，龐德等大師們的命運，他只算是遇上一個因視力偏癱而分不清良莠的郎中，被誤診為精神小疾的另類罷了。
　　詩人布羅茨基被俄羅斯作家協會驅除出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寫信給美國作家協會，請求他們的幫助。美國作家協會不但給予了布羅茨基精神上的幫助，而且在物質上也給予了很大的援助。1987年，布羅茨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了世界級的大師。
　　詩人的命運是不幸的，也是萬幸的。一切不幸，不應怪罪詩人，也更不該怪罪詩歌。究竟怪誰，歷史自有公論。
　　2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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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