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崇州，《華陽國志》館不得不去，那是蜀地最著名的地方史，是研究蜀地的重要文獻，當然《華陽國志》及其作者不得不說。

常璩大約是生于公元291年，在公元361年去世，字道將，蜀郡江原人，就是今天四川崇州市人。《華陽國志》是常璩的得意之作，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分為《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壽、李勢志》，《先賢士女總贊》，《后賢志》，《序志并士女目錄》等，全書共12卷，約11萬字。記錄了從遠古到東晉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記錄了這些地方的出產和歷史人物。《華陽國志》贊譽了中國西南地區文化悠遠，記載描述了諸多中國西南的歷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揚越，反抗東晉士族對蜀人的輕藐。因為資料新穎可靠，敘述有條理，文詞典雅、莊嚴，符合古代士流的愛好，所以能夠流行，成為千百年來地方志著作的取作準則，一部影響深遠的史學巨著。它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是一部名聞中外、影響深遠的史學巨著，是研究我國西南地區山川、歷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

常氏為江原（現崇州）望族，最早發源于河南境內，相傳常氏為黃帝臣常先之后。史載西周武王胞弟衛康叔之孫食邑于常（今山東省滕州市），即以邑為氏。另有一支常氏為吳國王族之后，春秋之時，吳國公之后封于常（今江蘇省常州市），其后人以常為氏。吳國被滅后，其子孫遷徙各地。越國有大夫常壽過，西漢有右將軍、長羅侯常惠。漢代，常氏一支遷入江原，并逐漸發展為當地大姓，據《水經注》：“文井江又東，逕江原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可見此地為常姓集聚之地。漢魏以來，蜀中常姓出仕者不絕于書，并以治經史而著稱于世。東漢時期有侍中、長水校尉常洽、侍御史常詡，三國時期有常勖，曾任光祿郎中、主事，尚書左選郎，除郫令，專治《毛詩》《尚書》。

江原常氏為為蜀中大族，族人大多研究學藝、擅文文辭、喜愛撰寫文章。兩晉時期有常寬，字泰恭，舉秀才，任侍御史，除繁縣令，晉元帝時拜武平（今越南北部）太守，后卒于交州（今越南河內）。常寬以明經著稱，專治五經、史、漢，曾著《蜀后志》《后賢傳》《梁益篇》等。其弟常騫，曾任魏郡太守、湘東太守、新都內史，專攻《詩經》。公元301年（西晉永寧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義。當地士族紛紛舉家遷往他鄉。常氏以常寬為首，跟隨杜弢等人遷徙到荊湘一帶。

常璩，字道將，秉承家學淵源，常璩當時年幼，家境貧困，沒能遷徙，改為依附青城人范長生。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繼續率領農民起義軍。公元304年（西晉永興元年），李雄建立成漢政權，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定撫慰。在氐族人李氏建立的大成政權曾任散騎常侍，掌著作。編著《梁益寧三州地志》和《蜀漢書》。公元333年（成漢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壽奪取寧州，招還流民。常寬等人也回歸蜀地。此時常璩已四十歲，剛回歸蜀地的族人都來依附他。李期、李壽在位時，常璩為史官，最先他交好北方的黃河流域。李勢即位后，常璩升任散騎常侍，因成漢動亂而忿怨。一直信服巴西龔壯言論，向往東晉。

東晉元和二年（346年）桓溫伐蜀，常璩也勸李勢降晉，隨后成漢政權滅亡，歸于東晉，常璩遷徙東晉首都建康，任為參軍。他撰寫《蜀平記》《蜀漢偽官故事》《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成書于東晉穆帝永和四年之后，史稱《華陽國志》是常璩的抒憤之作，因到江左以后，常璩并未受到重用，心情比較憂郁，故史載“江左重中原故族，輕蜀人，璩時已老，常懷亢憤，遂不復仕進，裒削舊作，改寫成為《華陽國志》，其立旨在於夸詡巴蜀文化的悠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序志中說：“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后旌賢能。”說明了志書的價值和作用，對中國方志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梁啟超稱其為“方志之祖”，學者朱士嘉認為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方志，學者張舜徽也稱之為“方志之祖”。歷史學家任乃強先生說：“其一書而兼備各類，上下古今，縱橫邊腹，綜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極人事之變化，窮天地之所有，匯為一帙，使人覽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實自常璩此書創始。此其于地方史中開創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記》者一。……我國兩千年來，地方史志不下萬種，無非流行一時，旋成覆瓿。惟璩此書，雖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國，迄今研究封建社會史者猶必重之。此其在歷史發展階段中，代表性強，足以抗衡正史者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謂“該書是后世地方志的創始”，《華陽國志》開創了把歷史、地理、人物三方面內容結合記述的新體裁，對后世地方志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此書體例完備，資料豐富，考證翔實，受到歷代的重視。范曄著《后漢書》，裴松之注《三國志》，曾大量采用其文，崔鴻著《十六國春秋》、酈道元《水經注》、劉昭注《后漢志》，都吸收和采用了《華陽國志》，因此《華陽國志》在我國地方志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國現今最早以志為名、保存最為完整的一部志書，成為今天我們研究古代西南地區歷史、文化、民族和地情極有價值的一部著作，被中外史學界稱作“中國地方志初祖”，譽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精華之一”。

常璩的作品還有《蜀記》、《巴漢記》、《南中志》、《蜀李書》、《益部士女總贊》等，這些為寫《華陽國志》奠定了基礎。李雄時期，常璩撰寫《蜀紀》。此篇初名《蜀記》，曾單行。后來改為《華陽國志》之一篇，稱為《蜀志》。《巴漢記》，到李壽時流傳于北方。永和中，收入《華陽國志》，始分為《巴志》與《漢中志》二卷。李壽取寧州后，常璩纂述《南中志》。《南中志》成書較晚，取材于楊終《哀牢傳》，譙周《南中異物志》，魏完《南中志》等書，另外還大量記述北還流民的傳說。后來收入《華陽國志》時，全用《南中志》舊文，未有增改。漢興初，常璩取《漢紀》所載公孫述事，像陳壽書一樣，將內容分為《紀》、《傳》兩部分，稱為《蜀漢書》，正文共九卷，合《自序》共有十卷。因為李勢將該書送給石虎，已刪除常氏《自序》，改稱《蜀李書》，所以北方的文士最先傳抄。又名《漢之書》、《漢志書》等，后來改寫為《華陽國志》一部分。成漢時，常璩撰有《益部士女總贊》一篇。常璩入晉后，將其收入《華陽國志》，并在各個人物下添加小傳，改寫為為《先賢》、《后賢》兩篇。

《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僅記載有從遠古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今西南以及陜甘鄂部分地區古代史地、人物的豐富內容,而且在書中弘揚起了“大一統”、“民本”、“旌昭仁賢”等旗幟，這源于常璩高遠深邃的史識。常璩不僅在書中高揚“大一統”思想,而且還身體力行,為促使國家統一作出了實際貢獻，又在門第森嚴之際,倡揚“以民為本”,呼吁“選賢任能”，這些無疑超越了時代的拘囿。

劉琳在《華陽國志校注·前言》里指出：“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常璩將歷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經濟、人文等綜合在一部書中，這點無論是從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具備了方志的性質，但又明顯區別于傳統方志只偏重于記載某一地區的特點，這種區別，正是常璩之《華陽國志》在中國方志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華陽國志》千百年來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這個史學家的崇拜，無疑是至高無上的，因為他開辟了中國地方志的先河。現在四川乃至西南的許多史學文獻均引用他的《華陽國志》，這對于蜀地歷來遠離中央政權統治的中心、遠離中央政府史學家的記錄無疑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在史學方面，他完全可以與漢朝蜀地的揚雄媲美。就是我現在寫的許多文章中，也經常引用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

                                                                                                 2015年7月21日于崇州

(編輯：作家網)